老前门大街

当然，它比很多连原址都不能匹配的古建还幸运一些。或许，历史上不断翻修的古建比比皆是。但我总觉得，那个为无数文人催生意向的前门大街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总会为自己曾经的短视、狭隘或无知而付出代价。

说实话，我憎恶因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所谓的正确理由而毁古，我也反感和蔑视那些因又重新向往历史而开始的仿古和伪古。无论什么原因，毁掉了就不要重建，哪怕所有的东西再过100年也会变成文物，请时间教育我们自己擦亮心灵。那些打出历史番号、凭空出世的东西，杵在那，反倒是对自我失责的一种嘲讽。新前门大街就是一例。

前门大街不是拉郎配形成的

前门大街，和它的搭档前门一样，应该是非北京人最能脱口而出的几条北京街市或北京城门之一了。这是因为前门和前门大街与老北京息息相关的，名气远高于天安门，它不需要政治符号为自己添彩，静静地守在那见证北京城自元至清乃至民国的兴衰消长。

元朝始，每逢春秋佳节，官员商贾，文人墨客，都要到法源寺、天宁寺、白云观进香游玩，都要出丽正门，即今天的前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有了前门外的繁华，也就有了今天的前门商业街的雏形。

鸟瞰老前门大街

明朝始，举人们进京应试，要吃，要喝，要住，常到前门大街来购买生活用品或饮酒作乐，一来二去的前门大街两厢就有了湖广会馆等众多接待外地文人的会所，前门大街也成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清朝始，乾隆帝爱游前门大街，东城的灯市随即搬来，咸丰年间的便宜坊，同治年间的全聚德，光绪年间的致美楼都逐渐凑来，更不用提月盛斋的酱羊肉、正明斋的满汉糕点、九龙斋的酸梅汤这些民间食号！由于顾及皇家的尊严，戏园子茶馆妓院也转战前门大街，在两边的胡同儿里扎根儿。老戏园子广和楼、老北京的八大胡同，也在前门落户。

前门大街的调调不是现在彩色的，应该是灰黄的

自打百年前前门火车站开站后，这里更成为北京人和外地人交错接踵的地界。小小地一回顾就知道前门大街是个历史慢火炖出来的，不是一下锅就炸出来的。今日街头那些“商号”的招商纯属拉郎配，真正原有的前门“老字号”反倒因租金太贵而不能顺利回迁。

这些软件性问题还不是最让我反感的，看见那个新了吧几的破牌坊就来气。我辈无福，往前推50年，仅一代，就还能看见除北海、国子监等几个仅存牌坊之外的老北京城各主要大街常见的高大牌楼。

从小住在北京，一直感觉这是一个矮矮的城市，到90年代才有那些瘦瘦的高楼，所以自然而然从小就喜欢牌楼和城门这些需要仰视方可见全貌的气派东西，觉得牌楼与胡同、四合院一起，是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三个标志。

后来知道北京原是中国牌楼最多的城市，从元代开始到明代永乐年间，各主要街曾建各式知名牌坊三百多座。著名的牌楼有前门大街五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帝王庙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可恨的是，这些牌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妨碍交通而拆除，现在最多只剩下100来个。

老西四牌楼

这些树立在街心的高大建筑物最初是用来旌表节孝的纪念物，但后来发展到园林、寺观、宫苑、陵墓和街道均有建造，极具美感。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很多北京著名的地名甚至都来自于原处此地的牌楼。

东四和西四原本叫“大市街”，自打有了分别的四座牌楼后，老百姓干脆直接按方位改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再往后更省事，直呼“四牌楼”。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才拆掉。牌楼没了，直接省事叫成“东四”、“西四”。东单和西单的这个“单”字，就是因为那儿的牌楼单崩儿一个。

现北京内城街头的牌楼，仅是国子监所在地成贤街的东西两座一门二柱三楼”柱出头”式牌、朝外神路街一座三间七楼硫璃牌楼、近郊颐和园门前的三间四柱牌楼。那些设在园林、宫殿、陵墓、寺观里的牌楼虽然还好好保存着。但已很难和普通北京百姓朝夕相见了。而近年新建的地坛西门牌楼、王府饭店门前牌楼以及西单广场新牌楼、新前门大街牌楼时常让我觉得尴尬，我们这是图什么呢，拆了又建，自己扇自己嘴巴？

小小的意大利国，面积不如中国最小的海南省大，但它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却多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就是因为意大利政府不破坏也不篡改每一处历史遗存，甚至都不允许把文物搬离它被发现时的初始位置。亮仔从意大利旅行回来跟我说，你喜欢的那个佛罗伦萨太破了，像中国的乡下，连罗马都不咋地。我只能无语地安慰他，连东京银座都觉得一般的人当然不会喜欢意大利，那里不是美国东海岸的摩天大楼，连出土的一个大石头块都不许动地必须就地陈设的国家，当然不会给人多少现代的惊喜，那里的竞争力是一股历史的味道。

可惜，北京的历史味也丢失的太多太多了。历史有时是痛苦的，恰因为有人歪解历史，或无视历史延续本身的价值。不光是牌楼、城墙，乃至整个体现老北京城历史的遗存都在烟灰中被当作敌人消灭。1953年，听说西四牌楼和牌坊即将因为改善交通而拆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心急如焚。他直接就跑到中南海去见周总理。当时在历代帝王庙东西边各有一个牌楼，中间一条马路。梁试图说服总理，说你看啊，从这个地方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庙看过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后来总理笑了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

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将对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的痛恨具体地发泄到了城市的古老建筑形态上，控诉前门牌楼是如何“夺去”劳动人民的宝贵生命、众人齐心协力拆毁“封建城墙”并希冀着借以敞开人民北京的胸怀去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未来。在这种民众情绪下的北京城市建设，不可避免地将涤荡“封建制度”的城市空间形态作为追求进步与建设理想生活的行为标识。梁思成关于《北京——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建议最终被当时的人们误读为对封建城市建筑形态的顽固。他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人们批判的靶子，成为“落后文化”的活道具。于是，当年北京城市规划和古建保护成为50年后舆论攻击的靶子。时间是公平的。

现在看来，五十年前，梁思成与林徽因、陈占祥一起上呈的关于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报告具有着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他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这个主张很不一样。

梁思成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上面这张图就是梁先生当时的主张

梁思成建议从复兴门和公主坟之间做中央行政区，整个政府机关设在这里。在北京城南侧，兴建一个商务区。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个做的话，本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旧城，完整的行政区和完整的商务。而对那些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梁思成坚决不拆，成为了第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成为梁思成1950年写下的另一篇著名报告。

对于中轴线上的建筑，梁先生一直是非常的爱护，那么中轴线上的建筑的拆除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你比如像永定门瓮城，1951年年底拆的。第二年又把阜成门的瓮城给拆了。那会儿梁先生到苏联访问，回来之后就知道没了，气的，说，怎么没跟我讲，气得不得了。那么后来又拆地安门，我看他的很多档案上反映他的情绪，他说现在关键是要考虑怎么把地安门给保护下来，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也是中轴线上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们得早点做规划，否则要被动。但他说过这句话没几个月，地安门就荡然无存了。

残存的明城墙

1954年，地安门拆除。1954年，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拆除。主拆者的理由就一个：两个门妨碍了长安街的交通。在梁思成眼里，两个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中轴线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市交通问题，梁思成不是没有考虑过，对于交通问题，梁思成是发言较早的一个，1949年5月，梁思成提出交通上的问题要治本，“治本的方法，又动的和静的两方面。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也就是要用道路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来解决北京交通的全局问题，不是单独的看交通。

争论还没有结束，长安双门在一夜间开始动工拆除，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急急忙忙地去看了。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毛主席说：“拆除封建的旧城墙也要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他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们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果真，才50年过后，在被拆毁的永定门原址就造出来一个新的永定门，真是脱了裤子放屁，自己扇自己嘴巴。

梁思成夫妇在天坛顶上

不幸的是，其后的拆除项目更多，时间也更快，西安门、双塔寺、三十多座牌楼，以及更加让梁先生痛心疾首的北京外城墙和城门的拆除，最后只留下了德胜门及其瓮城、西便门的一段城墙和东便门的箭楼。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拆除。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外城城墙基本被拆除。随着1965年地铁的开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开始，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高潮。此时，病中的梁思成在家中听说了即将拆除西直门城楼的消息。西直门当时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门，有箭楼，有城楼，有瓮城，有栅门，有栅楼。当时这个要拆，我就照了像。从开始拆，搭上架子，然后拆了一半，后来全拆出来了。1972年，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彻底拆完了，也是在这一年，梁思成结束了71年的生命历程。

明城墙遗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然而，急速前进的历史并没有眷顾于那曾经在风霜雨雪中挺立了八百年的老城墙。

55年后，被建筑学界称为“摊大饼”的城市生长模式，今天还在继续，并越来越急速地吞噬着北京的原貌。2004年，北京市对北京市的整体规划进行了修编，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猛然发现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了原点。